鐘點清潔

　　韓偉
　　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，著眼於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及社會文化傳統，國家治理必然是中國化的，而不能是西方化。就此，我們需要認真把握中國社會文化中的特質，研究我國獨特的文化傳統、獨特的歷史命運、獨特的基本國情，建設符合中國國情、社情、民情的國家治理體系，為解決當下中國的問題提供有益的幫助。
　　建設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必須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適應，然而，什麼是中國文化中獨有的特質，特別是影響到國家治理目標實現的特質?從不同的角度，我們當然可以提出很多答案，但如果就國家對基層的社會治理而言，最為關鍵的，應該是家本位、家文化，以及由此生成的社群主義傳統，它與西方原子化的個人主義傳統形成鮮明的對照。將家本位特質放置在國家治理這一維度下，可以看到，傳統中國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治理體系或治理結構。在傳統社會，家族構成了一個基本的治理單位，家族內部有作為權威的家長，有作為行為規範的家法族規，因此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家族是一個內部自洽的治理組織，大多數情況下，國家或政府不會介入家族內部治理，家齊而國治就在這樣的路徑下形成。
　　若將家族放大，就是中國傳統的鄉村，但鄉村治理不完全等同於家族，表現出自身的一些特點。在傳統的國家治理體制下，形成費孝通先生所稱的“雙軌政治”，即不只是有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渠道，還有人民的意見反饋之自下而上的渠道，形成上通下達的雙軌形式。換言之，在社會基層，採取簡約治理的模式，“皇權不下縣”，國家正式行政治理在大多數情況下僅及於州縣，也就是說州縣以下主要由鄉民自治來實現。在明代，地方自治通過“鄉約”與老人、里長的制度來實現。到了清代，大體上仍延續了這樣的做法，但其表現及地方自治的主導人物發生了轉變，鄉保、紳耆在鄉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，鄉約、條規等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。也就是說，作為制度規範的鄉規民約、作為鄉治主體的鄉保與紳耆，以及或隱或現的官府的影響，共同構成了傳統中國鄉村的治理秩序，這是一種內含了倫理道德價值的共同體秩序，它維護了鄉村社會的和諧安寧。基層社會的穩定，又促成了社會乃至國家治理的有序。
　　在急速變遷的社會中，特別是在城鎮化進程中，家族本位在當代中國似乎不那麼顯著。但在廣大的鄉村、基層社區，家本位及其社群主義文化仍或隱或現地存在。當然，當前構成鄉村治理的傳統因素在逐漸消失，暴露出很多問題。比如，近年來鄉村治理的潰散化，以及鄉村基層選舉的“黑惡化”，尤其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城郊鄉村，巨大的經濟利益與無序的鄉村治理形成巨大反差，幾乎顛覆了傳統自給自足的鄉村治理結構。究其原因，當然有士紳等傳統鄉村權威的衰落，以及禮俗道德的廢棄，但同時，也涉及了中國特有文化的另一面:強調權力，信奉人治，無視規則與程序正義。故必須用現代的法治來匡正，實現國家治理的法治化，達到公平正義的最終目標。
　　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法治化，必須與中國化相結合，二者相互促進、相輔相成。在國家的基層治理中，就不能只是有自上而下地“管制”，還需要發揮社會自治的功能，賦予人民群眾充分的民主權利，允許其選擇治理代表人，成立社會自治組織。同時，為防止民主過程中的暴力化、黑金化，又必須切實發揮法治的作用。在基層選舉中，不斷提高民主選舉的競爭性與透明度，堅決遏制各種形式的賄選，對違法行為真正做到依法嚴懲。在基層治理的過程中，例如對農村集體資產的管理中，同樣需要發揮法治的作用，使得決策制定、利益分配始終在高度的法治化、程序化過程中進行，有效避免管理的恣意，保障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。當然，這裡的法治，既包括了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物權法等基本民事法律，也包括地方政府制定的有關地方性規章等，還應包括各地根據自身不同情況因地制宜地制定靈活的鄉規民約，以保障治理始終在制度化、法治化的軌道上運行。
　　社會基層治理的另一大問題是治理人才的缺失。傳統中國的鄉村治理，依賴於一大批擁有穩定價值觀與較高治理能力的士紳。隨著現代化的推進，鄉村的士紳階層已經不復存在，如何有效解決基層治理中的人才缺失問題，成為另一大難題。事實上，這一問題的解決，同樣可以用推進法治的社會、建立公平的市場來實現。在公平、自由的市場環境下，從來不缺乏人才，真正的問題是，各種不合理的制度，各種不平等的身份限制，阻礙了人才的自由流動，造成了治理人才的結構性短缺。近年來，鄉村經濟的發展一日千里，特別是一些城郊村以及具有地域、資源優勢的鄉村，經濟發展更是蒸蒸日上，它們對各種人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。但是，為何各種人才的進入仍面臨各種困境，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目前仍然留存的城鄉二元制身份結構，鄉村的民眾要進入城市落戶、生活有困難，城市的有識之士要回到鄉村參與治理同樣是困難重重。這一制度性障礙，直接造成了鄉村等基層社會治理人才的缺乏，也造成了國家基層治理的低效甚至無序。
　　國家治理體系內涵豐富，涉及治理的不同層面，社會基層的治理是其重要的方面，但並不是全部。然而，國家治理體系的中國化與法治化，卻是國家在各個層面實現有效治理的內在要求。中國化解決治理之中國問題，使其更符合中國國情;法治化則解決治理之秩序問題，使之更為規範有序。我們當然需要對人類的一切制度文明保持開放的心態，但只有真正實現國家治理的中國化與法治化，才能直面中國問題，回應改革訴求，進而實現中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。
　　(作者為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)　　（原標題：國家治理要把握中國社會文化特質）